刘士达贯彻既然得罪了那就得罪到底的思想，除了在松阳排挤田文信故旧，还联络州衙官吏针对田文信。
这一切在兴国三年年底达到顶峰，田文信在州衙几乎发不出声音，刘士达抓住机会推动罢免主簿吕胜军，田文信一点忙都帮不上。
等翻过年，刘士达开始规划城池改造，同时准备调动县内胥吏，免得他们在同一处待时间长了就耍小动作欺上瞒下。
这期间戴宝生因为不安，走关系拉来了豪商撑腰。
他本意是想靠这层关系来为刘县令增加政绩，同时表明他自己虽然离开了军队，可以往的关系还在，不是那种用完随便丢的角色。
没想到田文信得知此事，准确把握住戴宝生的心理状态，主动找过去以“为子孙计”的借口拉拢住戴宝生，以豪商为掩护联络在松阳及周边有名有势又与刘士达不是特别亲密的商贾。
处州的大商户少有与官吏没关系的，拉拢住他们，田文信在州衙的处境也就好很多。
于是，在兴国四年年初，刘士达的改造计划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松阳县波澜不惊地完成了变天的过程。
松阳县，成了一个商贾与县衙四官平起平坐的特殊地方。
仿佛一夜之间，刘士达就失去了张泽琼的信任。
对了，戴宝生找来的豪商，是飞鸽商行在两浙的主管。
得知这一点时，陈衡十分尴尬。
他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刘士达很是做了几件对百姓有益的事情，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后退一步，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