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改朝换代，就不需要学习新的法令，也不需要适应新的秩序。
至于新皇帝和旧皇帝，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举措或是政治理念……
说实在的：在封建时代，高高在上的皇帝，想要让一个政令、一个政治理念，被最底层的农户清晰地感受到，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封建时期的朝堂政令，都是天子说十，丞相说八，出了都城就最多只能剩个六；
到了郡县地方，能剩个三、四，就已经算好的了；
再往下倒乡村，运气好了能剩个一，让老百姓模糊的感受到：哦，皇帝老子干了这么个事儿。
虽然不知道有啥用，虽然不影响俺老农一年的三百石粟，但听着也挺有意思的。
运气不好，这一都落不到老百姓头上，全被基层官僚伙同豪强吃下了，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远的不说——就说不到十年前，刘荣主持平抑粮价后，开始在关中范围成为常态的粮食官营。
刘荣提出的目标，或者说是想法是：让老百姓，都能随时买到三十钱左右一石的粮食，且随时都能以二十六钱以上的价格，将自己手里的粮食卖出。
老百姓买粮，少府无限量供应；
老百姓卖粮，少府也无限量吃下。
这，便是上文提到的‘天子说十’。
那‘丞相说八’是什么意思？
——就在当年，刘荣提出无限量购入、售出粮食，以官方下场垄断粮食市场后，长安朝堂几乎是在瞬间，便本能做出了限制。
即：原则上，少府内帑每年，最多只吃下五千万石粮食，以免现金流出现问题；
同时，每年只卖出四千五百万石粮食，以免府库没有粮食储备，无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
刘荣虽然颇有微词，但也知道饭得一口一口吃，便也暂时应下了。
结果这律令出了长安，就又进一步缩水为了‘六’。
如何缩水的？
——少府内帑内部，对官营粮米一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刘荣看来，官营粮米，以官方身份下场垄断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稳定，是一个政治利益极大的事。
为了这巨大的政治利益，刘荣允许官营粮米不赚钱；
甚至哪怕是亏损，只要亏损还在可接受范围内，这事儿也同样划算！
但这，只是刘荣的一厢情愿。
刘荣这么想，少府却并不这么想。
在少府看来，官营粮米也好，平抑粮价也罢，都不过是刘荣派下的任务。
类似于，太子刘荣/天子刘荣托少府帮个忙，记少府一个人情。
但少府上下的政绩，看的却不是帮没帮刘荣忙、记没记刘荣的人情。
——在年末总结的报告上，少府是没法在当年的入项一栏，写上‘帮了太子/天子一个忙，使其记了少府一个人情’的。
少府唯一能体现政绩、能拿的出手的成绩，便是盈利。
于是，少府便在尽可能不违背——至少是不破坏刘荣布局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官营粮米，来谋取最大的留意。
比如，刘荣说粮食的收购价，至少要在二十六钱每石；
于是，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少府再也没有以高出二十六钱哪怕一钱的价格买入粮食。
每年几千万石，十几年，累计数万万石的粮食流水，购入价是统一的二十六钱每石！
从不曾改变！
刘荣又说，要让老百姓随时，都能买到价格不超过三十钱每石的粮食。
于是同样的——过去十年，少府内帑都已每石三十钱的价格，向观众百姓卖出了数以万万石计的粮食。
你能说，他们违背了刘荣的命令吗？
显然不能。
刘荣说收购价不低于二十六钱，他们做到了；
刘荣说出售价不高于三十钱，他们也同样做到了。
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对，那也就是在刘荣给出的范围内，踩着最极致的红线，为自己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或者应该说，是为少府内帑谋取最大利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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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少府便在尽可能不违背——至少是不破坏刘荣布局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官营粮米，来谋取最大的留意。
比如，刘荣说粮食的收购价，至少要在二十六钱每石；
于是，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少府再也没有以高出二十六钱哪怕一钱的价格买入粮食。
每年几千万石，十几年，累计数万万石的粮食流水，购入价是统一的二十六钱每石！
从不曾改变！
刘荣又说，要让老百姓随时，都能买到价格不超过三十钱每石的粮食。
于是同样的——过去十年，少府内帑都已每石三十钱的价格，向观众百姓卖出了数以万万石计的粮食。
你能说，他们违背了刘荣的命令吗？
显然不能。
刘荣说收购价不低于二十六钱，他们做到了；
刘荣说出售价不高于三十钱，他们也同样做到了。
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对，那也就是在刘荣给出的范围内，踩着最极致的红线，为自己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或者应该说，是为少府内帑谋取最大利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