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的“胡姬酒肆”里，歌女们唱著波斯的《胡笳十八拍》，舞姬们跳著柘枝舞，文人墨客在此斗诗饮酒，连宰相张九龄都曾留下“胡姬貌如，当壚笑春风”的诗句。
长安城的包容，更体现在对异域文化的接纳上。
景教寺的十字架与大慈恩寺的佛塔隔街相望，祆教的圣火与道教的炼丹炉在同一坊市燃烧。
吏部侍郎家中的厨娘是高丽人，能做出地道的冷麵。
羽林军的將领中有鲜卑血统，却能背诵《论语》。
甚至宫廷乐师中，有来自龟兹的琵琶圣手白明达，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如今已成为宫廷宴饮的必备曲目。
封禪大典结束后，李隆基在泰山脚下的行宫翻阅户部奏报。
绢帛库的帐目显示，全国储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铜钱储备超过三百万贯，银两储备两万万两，绢帛堆积如山，以至於有些仓库的樑柱因不堪重负而坍塌。
掌管財政的杨国忠（时为度支郎中）在奏摺中写道：“关中粟米每斗十钱，洛阳绸缎每匹百五十文，百姓户均存粮可支三年。”
这份富庶，源於帝国精巧的朝贡体系。
李隆基想起武则天的话：“蛮夷之地，若强取则耗国力，若怀柔则获其利。”
如今大唐对藩属国的治理，正是这套思路的延续。
渤海国每年进贡貂皮三万张，朝廷则回赠丝绸与农具。
新罗送来人参与海豹皮，便能换回《礼记》与历法；日本使团带来硫磺与砂金，带走的却是《唐律疏议》与《金刚经》。
这种“厚往薄来”的策略，看似朝廷吃亏，实则以最小的成本维繫了庞大的国际秩序——正如鸿臚寺卿所言：“一匹丝绸换十张貂皮，十卷经书换千斛粮食，此非交易，乃天朝上国之恩泽。”
国库的充盈，让朝廷有底气推行更宽鬆的政策。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李隆基下詔减免全国租庸调，將地税从每亩二升降至一升半。
同时扩大常平仓的规模，在关中、河南、河北增设五十座粮仓，以备荒年。
这些举措让百姓安居乐业，据户部统计，开元二十三年全国户数达九百万，人口四千五百万，较开元初年增长近三成。
站在泰山之巔俯瞰云海时，李隆基忽然想起开元初年的艰难。
那时太平公主刚被赐死，朝堂上派系林立，关中甚至因旱灾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他宵衣旰食，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推行括户、均田、整顿吏治等改革，才换来今日的盛世。
如今民间歌谣传唱“开元盛世胜贞观，远迈武周气象新”，连史官都在起居注中写道：“三代以降，未有如开元之盛者。”
但他也记得武则天的另一句话：“殖民之术，如执虎尾，力弱则为所噬。”
此刻的大唐虽强，但潜藏的危机已初露端倪。
募兵制虽提升了战斗力，却让边镇节度使手握重兵。
开放包容的风气，也让一些官员担忧“胡风太盛，坏我华风”。
就连国库的充盈，也引来皇子间对储位的覬覦。
只是这些隱忧，在封禪的荣光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当礼官高唱“礼成”的那一刻，李隆基对著苍天深深一拜。
山风吹动他的冕旒，珍珠碰撞的轻响仿佛在诉说著什么。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紧绷了二十三年的神经，终於可以稍稍放鬆。
至於那些潜藏的暗流，或许，留到明天再想也不迟。
下山的队伍中，禁军的甲冑依然闪亮，外国使节的朝服依旧鲜艷。
长安的方向，朱雀大街上的钟鼓即將敲响暮鼓，西市的胡商正清点著今日的收入，大明宫的灯火已次第亮起。
这座帝国，如同泰山的日出，正处在最辉煌的时刻。